陈家琪|“青年的热情与单纯永远是无罪的” ————读胡发云的《迷冬》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堪称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描写文化大革命中人物命运在自觉与不得不中跌宕起伏的小说，我只知道，至少，它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忆及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文字不同，是我所看到的第一部努力想从正面来揭示在那场运动中“青年的热情与单纯永远无罪”的小说；不仅无罪，而且那种理想、热情、献身精神，还有终于在“文革”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舞台上，所展示出来的各种才艺与少男少女间的友情与爱情也会永远在我们这一代、乃至下几代人的记忆中时隐时现，闪烁着不灭的余光。是的，只是余光而已，然后又几番再现，最后便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去与消失而成为了一种怀念。我们可以笼统地把这种怀念称之为对“青春的狂欢与炼狱”的怀念。
胡发云的小说《迷冬》便是想为这种怀念竖立起一块石碑，一种用语言浇筑而成的石碑；否则，那一段岁月连同我们的记忆便都会在遗忘中变得模糊，成为一团再也无法简单化、清晰化的混沌。我想说的是，本来，我们的经历与记忆并不如此复杂，它几乎是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名了的语言概括出来的；可能有些人早些，有些人晚些，1971年林彪事件后，对于这场运动，我们就已经大体上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至少，已经知道了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在一些最为基本的关节点、或起码的常识性问题上其实也能达成一致；尽管这一切都还必须悄悄地、偷偷摸摸地进行。但现在，事情本身却已经复杂到了几乎再也说不清楚的地步。
“事情本身”到底指什么而言？也许有人想到的是伟大领袖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与结果，想到的是刘少奇、彭德怀及另一大批人的悲惨下场，想到的是抄家、批斗大会、破坏文物古迹，想到武斗和那些无辜的死难者，想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缺乏警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更多地在讴歌、弘扬这“几希”而忘记了被隐蔽、压抑着的“禽兽”之可怕，想过“国民性”，国家或民族罪过，想到对“文革”的进程、各种纷繁以及神秘事件的来龙去脉应该有一个总体上的描述、评价，等等。这些都对，也有意义，但可能超出了小说的范畴。小说的特点是叙事与描述，它可能把各种各样的人物与观点都表现出来，但你又很难把它统一起来。也许与各种对“文革”的理论性论述比较起来，不统一、多样化，仅仅有着情感上的偏向正是它之所长。这种“偏向”是否有“美化”、“丑化”之嫌？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这部小说，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因各种原因而投身或不得不投身于这场运动的少男少女们的情感经历。我以为，投身与不投身，也就是是否意识到自己作为公共群体中的一员，忽然间变得与身旁的人休戚相关，是大不一样的。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多多（一个多少年来，不求进取，甘居下游，懒懒散散，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文艺青年）的变化所想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投身，也不得不投身。“一个人，一辈子会犯许多错误，但是最不能容忍的错误就是冷血”。一部小说好不好看，说到底，也就取决于渗透或弥漫在故事情节中的那种情感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本身又取决于作者在情感上的投入。毫无疑问，作者对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倾注了巨大的感情，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当然也与我们作为读者的个人经历有关。
可能的轻信、盲从、受蒙蔽，与通过自愿投身于公共空间的集体活动而摆脱了的那种孤独与无助感（小说中的所有人物几乎都是如此这般摆脱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通常发生于事后，后者则是当下的感受。阿伦特说，让人孤立、孤独，感到恐惧、无助，是极权运动之所以能很容易就把人们组织起来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段话本身就包含着这两层含义。让人孤独与孤立的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组织起来，而组织起来的目的又是为了使人们无法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公共的政治事务，至少是无法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境况与我们事后的认识。
所以这部小说必须不断地往来穿梭于当时与事后之间，有的地方如报告文学，有的地方如学科论文，有的地方想全景式地鸟瞰，有的地方则在环境变迁与个人心理的描写上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个想以小说的形式展示“文革”的作家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小说而言，它唤起了我们沉睡已久的情感记忆，甚至包括对许多细微末节的记忆，比如“吉他”与“手风琴”作为两种不同的乐器为什么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为什么“复杂”一词总意味着“反动”，而只要当众人开始朗读“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时就一定意味着形势不妙或大事不好。就借小说中人物之口所说出的那些多多对毛的腹诽（领袖的某些诗词真谈不上有多么好，俄罗斯民谚中可以说“沙皇也要尿尿”，我们可不可以如此联想？）；梁宁凯对“现在那人糊涂着，几十年来，还没见过他这么整自己人的，等哪一天他醒过神来，你们看吧”的可怕预言；夏小布自己对“老头子此次是动了真格，无奈之下，只有将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党和政府推倒重来，这也是一种悲壮之举，而自己此刻能站在伟大领袖一边，就像在红军最艰难的时刻站在他一边一样，是一次历史性选择”的判断；还有宫克对于当前形势的那几句“很意外，大手笔，起码比‘五十天’好，比去年七、八、九月好；如果再回过头来清理十七年，从此走上另一条路，未尝不是好事”的论断，都给我们遗留下来了广阔的理论想象空间。当然宫克下面的话就更为刺目了：“但这些年来，他们欠的债太多。这个人常常翻云覆雨，你完全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怎样”，等等，所有这些，都在纷纭诡异中让人不得不努力忆及自己在那个年代里的所闻所见，而且也都赋予了它们某种不同凡响的意味。还有那张贴在大街上的《一九五七年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通告》，几乎认定了就是刘、邓、陶、王，彭、罗、陆、杨打的右派，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右派平凡，等等。在一个信息封闭，头脑禁锢的社会里，一旦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舞台上，仅看看这些小爬虫、狐狸精、美女蛇、叛徒、工贼、内奸、幕后黑手、潜伏特务、牛鬼蛇神、别动队、锄奸队、敢死队、独立大队、国际纵队、红色恐怖团、生死决战团、反到底兵团、特别行动委员会、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等光怪陆离的夸张名号，“就知道这是一场何等惊心动魄又让人迷醉让人疯狂的绝世史诗”了，于是“有人跳楼，有人沉湖，有人割腕，有人卧轨，有人举枪饮弹，有人杀死全家后毅然自戕，还有情深意笃的夫妇双双服毒或相拥吊在暖气管上……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奇谲最欢乐也最惨烈的戏剧，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不舍昼夜地上演着。”
“独立寒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中的所有人都是这场戏剧中的演员。作者浓笔重墨地依次写到了每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个人出身、所受教育、音乐特长，使人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所有的中学都不以高考为指向、为标准，也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自己就一定或应该去读大学，但为什么却有那么多的人看了这么多的外国小说（尽管大都是苏俄的，但都是异常优秀的文学名著），欣赏了那么多的话剧、戏曲，听了那么多的音乐会，自发完成了胜似专业的学业训练？也正是所有这一切，才使得他们想在“文革”这场盛大奇谲欢乐惨烈的戏剧中“独立寒秋”地别具特色；也就是想以“美”这一人性中最为柔弱的向往，去“消解着革命的刚硬、粗鄙和凶残”。（参见《作者后记》）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是拒绝（其实完全不可能）、还是躲避？躲到哪里去？诺大中国真有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世外桃源吗？“独立寒秋”是想“独立”，或者叫“中立”，但为什么会唱出“妈妈，让我留下，让我留下。为了保卫毛主席，女儿愿化作黎明前的一缕云霞，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女儿愿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这样真情或者矫情的诗句？作者用多多的眼光反复审视着自己的这出小歌舞剧，反复追问着自己这种“情”到底来自何处。是历史弄人的荒谬么？还是一段青春的真实写照？而那位署名“一老兵”的宫克则继续高呼着“自由、民主”，写出了——
“哦，我年轻的战友我年轻的鹰，
请你们接受，
一个老兵的致敬！
还有我含泪的叮咛——
小心背后的乌云，
防范前面的陷阱，
因为，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就像爱我们曾经燃烧的青春。”
就是这位宫克，宫小华的父亲，说出了“青年的热情与单纯永远是无罪的”这句话。他自己二十多年前，“读着大学，写着愤怒或忧伤的诗，不顾危险，游行，示威，演话剧，写话剧，参加地下党办的读书会，并以同样的热情与单纯迎来了‘我们的胜利’，但是胜利以后会怎么样，就像当年提出‘娜拉出走以后会怎么样？’却永远没有一以贯之的答案。今天的女儿，是不是要重复自己那一代人的命运呢？他能够告诉女儿什么呢？况且，眼下这一段时间，他自己也没有弄清楚。他后来告诉多多，他当时对把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那些人，而不再是他们这样一些死老虎，有一种本能的欣喜与快感，甚至有些幸灾乐祸。但是他对毛，对毛的这种意料之外的举止，依然有一种深深的戒备。就像一九五七年，那些经历过审干、抢救运动的人，对毛有着的那种戒备一样，他当时却以为‘12、9’传统又回来了，莽莽撞撞冲上去懵懵懂懂倒在一排暗枪中。但是，有些事不会全然重复，他也没有办法为女儿指出另一条道路。……况且，说不定现在真的是毛一生中干的一件出人意料的伟业呢？要不然，他会亲手摧毁一个自己建立起来的政党，灭掉那些多年来鞍前马后同生同死的战友与下属？尽管他对那些人也没有丝毫的好感，他们摧毁起别人来，也同样是心狠手辣的。
他后来对多多说，那是他一生中思想最活跃也最混乱的一段时期，一直到林彪事件发生。”
这大约就是作者所想表述出来的、作为一个“过来人”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精神炼狱了，也是我以为本来是可以用这样简单的语言表述清楚的、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疯狂岁月中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回头看时，知道“思想的活跃与混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的，宫克没有理由剥夺女儿投入这个世界的权利——甚至不能剥夺她犯错误的权利。
但我们是否可以再问一下：那她到底犯没犯错误，又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不要说烧杀抢掠、羞辱人格之类的事，就连批斗老师、扫荡封资修遗迹这样的事都没有做过；但他们又真是一批“文革闯将”，有的演出了“妈妈，让我留下”这样的小歌舞剧，有的唱出了“火在烧，铁在烧！蘸我血，打大刀！”这样的诗句；有的传抄着宫克的那首《我们的青春，你们的青春》，有的则组成了“铁血敢死队”，门口贴着老人家当年的一副对子：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几个月后，三十个“铁血敢死队”中的成员就消失了三分之一，而他们的遗骨，则永远埋葬在重庆的红卫兵陵园里。
风云激荡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参加“五月风暴”的萨特说“社会主义终于与自由手挽手并肩前进”了时，我们这里看到的是“社会主义与造反有理”在手挽手并肩前行，尽管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又在“造”谁的“反”，这种“反”能“造”到何种地步，一切的一切都并不清楚，那这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错误”或者“罪过”了呢？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我们今天写出那些人与那段历史时，是否还应该如此地饱含深情呢？
饱含深情不对，不饱含深情又不感人，不是好小说，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让自己陷在了一个被规范性话语自我构成的虚假陷阱里而无法自拔？
在一个完全对权利、尊严、民主、法治没有意识的环境与年代中，我们到底该怎样表现人性中那种只会永远起着消解作用的柔弱？
在当年的运动中，我们真的看不起那些“充满小资情调的柔弱分子”，除非就如老铁、羊子那样与他们相识相爱；而今，我们也真的不愿意再用“红卫兵”或“造反派”来称谓这些年轻人，因为这些称谓也早已被涂抹得五颜六色，无法辨识。
“造反有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受蒙蔽无罪”，这是我们当年都背得滚瓜烂熟的几段话；尽管事实证明了只有镇压者才有权说出自己的理由，天下的道理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也不一定就没有好下场，而“受蒙蔽”则一定有罪。“一打三反运动”就是对这种“受蒙蔽”的彻底清算，其恐怖与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文革”时的武斗。但我们为什么还要说“青年的热情与单纯永远是无罪的”呢？美国的舒衡哲教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的专家，她对张申府先生进行了多次访谈，最后汇集成一本书，起名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在书的“导论”中，她引用了Bruce Duffy的一段话：“记忆是我们的伤疤。但比这伤疤还更严重的，是现代人的遗忘。当记忆消退时，同样消失的是它治理创伤和恢复元气的力量。一旦这些力量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也失去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了。”（《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是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而且我们都已经明显感受到那种历史与文化意识的消散；而其中的一个凝聚点其实就是“文革”，以及作为“余光”又几番再现的青年人的热情与单纯。
转眼间，新世纪就又过去了十多个年头。历史与文化意识的消散具体体现在人的履历上。当那一段历史不再书写青年人的热情与单纯，而成了一段空白，一种逍遥式的躲避，或者说，成了一段需要极力抹去并加以掩盖的“丑恶记录”时，无论是宫克、舅舅、多多、夏小布、秦珊珊，还是羊子、宁凯、老铁，不知他们会在后面的两卷本中如何出场。
胡发云著《迷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4月初，上海
陈家琪：上海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哲学系教授。该文刊于《上海文化》 2013年07期
编辑：张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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